武汉看海市长怒治涝重金岂能老打水漂北水毛花

武汉“看海”市长怒 治涝重金岂能老“打水漂”？

6月6日消息：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，很惬意，也很诗意。但是，在内陆城市的家门口“面朝大海”，可就没有一点诗意感，只会怨声一片了。这不，连武汉市长都怒了。日前，武汉市遭遇今年最强降雨，启动排渍抢险三级预案。在视频紧急调度会上，市长痛陈防汛排涝工作存在短板。跟武汉一样“水上漂”的，还有“难兄难弟”——江西南昌、福建福安等城市，近日尽皆开启“看海模式”。

回望过去，一有暴雨，城市“水上漂”的新闻就频频见诸报端，场面惊人，教训惨痛。比如，2012年，北京遭遇“7?21”特大暴雨及洪涝灾害，造成79人死亡，百亿经济损失；2014年，暴雨袭击深圳，5000多辆公交车无法正常运营，2000辆汽车被淹，主要道路几近瘫痪。逢雨必涝，已经成为城市顽疾。据统计，2012年有184座城市发生内涝，2013年234座城市内涝，2014年125座城市内涝。平均每年百座城市内涝，难怪有网友调侃：“不会开船的司机不是好司机。”

人们不禁会问，何时能不再“涝”？确实，一些地区汛期降雨时间长、雨量大，再加上城市地理位置、排水系统少而不畅、城市地面硬化、湿地建设不足……但人们关于内涝原因的分析，基本都指向了自然和城市建设方面。然而，当城市在暴雨之下显得不堪一击时，相关政府部门是否工作得力，恪尽职守，就成为无法回避的问题。毕竟，天灾或许难以避免，但暴雨所造成的内涝影响、财产损失、人员伤亡等的程度，却是可以通过应急预案等尽人事去规避或减阻的。

对于那么多城市而言，内涝年年不见转好，在一定程度上，可以说是城市治理的失败。兄弟城市的、过去的“前车之覆”，没有成为本市的、现在的“后车之鉴”；东挖一块西补一段南修一会北治一阵，没有科学的全面的面向长远的整体规划；“九龙”治水见利就上害来则避，缺乏责任承担机制等都逃不了干系。君不见，每次内涝之后，城市相关管理部门总在相互诿过。有人责怪暴雨预警不力，气象部门却归咎于技术手段的局限；有人指责排水改造几十亿“打水漂”，水利部门则辩称改造成效很显著……面对此情此景，难怪会有腐败猜想，也难怪有人建议，治涝先治官。内涝治理、暴雨应急的链条，串起多个部门，完善的责任机制与监督机制才是最好的粘合剂。

当然，我们也要看到，有的城市并非没有问责，并非没有重金投入。早在2011年，武汉市纪委对造成武汉城区严重渍水的主要责任人进行行政警告、记大过、撤职、降级等问责处理。为了治涝，武汉自2013年起投资130亿元，甚至许下“三年后不怕大暴雨”的豪言壮语，然而今年武汉依然因为汛期降雨多个地段渍水。同样，南昌在2003年遭遇百年一遇的特大暴雨袭击成为“漂在水上的城市”后，陆续对城市地下排水系统砸进20多亿元“看不见的投入”，并信誓旦旦宣称告别“看海模式”，但暴雨一来，“看海”照旧。武汉、南昌等城市治涝的折腾反复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，单兵突击的治涝举措，就是砸再多的钱，效果也经不起检验。更何况这钱，不排除会变相流入“王谢堂前燕”们的腰包，而不是都落进看不见的城市建设“里子”中。

要告别“城市看海”，城市建设必须回到责任与科学。实际上，许多城市不是没有提升排水能力，但是城市扩张过快，超出其承载能力，而且不少地段建设没有严格按照规划来，不断产生新的内涝隐患点。还有一些城市，抓住“海绵城市”就以为找到包治百病的药方，却不考虑有无径流通道，一哄而上建设，结果事与愿违。教训在前，城市管理者必当汲取，摒弃“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”的习惯思维，改变以往末端治理方法，做好顶层，有序推进，实施源头减排、过程控制、系统治理、统筹建设。

赣州、青岛城市排水“一管百年”的修建模式，值得其他城市借鉴学习。放下“权力审美”，多些自然敬畏；放下利益考量，多些责任意识；放下亮点，多些科学意识；如此这般，城市或许就再也不会跟百姓“不怕大暴雨”的期待爽约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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